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負增長有遠慮也有近憂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我國已進行多項政策布局，如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研究“一老一小”整體性解決方案、出臺教育“雙減”政策，等等。黨的二十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面臨新形勢和新挑戰，也面臨發展新機遇。2022年之前，中國人口老齡化伴隨人口正增長，2022年之后人口老齡化與負增長交織在一起。”中宏觀察家、中國老齡協會事業部主任李志宏接受本網采訪時表示，就人口負增長本身來說，有遠慮也有近憂，總體來判斷，當前還處于人口零增長區間或負增長的起步階段，近憂比較小，但是未來一個時期人口負增長速度會越來越快，規模也越來越大，遠慮也會隨之越來越大。

　　“人口負增長既帶來消極影響也存在積極作用，需辯證看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石松告訴記者，通常認為，人口負增長或導致經濟下滑、養老負擔加劇。老年撫養比提升導致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繳費者比例下降、領取者比例上升，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也使個人養老金領取時間延長，同時醫療費用占GDP的比例會增加，國家財政和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受到考驗。但人口負增長也會形成環境紅利，資源消耗減少，生物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恢復，廢棄物和污染減少，緩解人口資源環境制約的矛盾，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人口數量減少和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增速下降，倒逼技術創新。

　　“隨著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持續加大，增加了適合各年齡段人口的就業崗位，老年人力資源得到更大限度開發，從而彌補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而造成的經濟發展潛力損失。”黃石松表示，人口負增長還將帶來更加舒適的生活空間、城市擁擠減少、工作機會增多、生活壓力減輕以及犯罪減少。總之，并無定論證明人口負增長的消極因素顯著高于積極因素，關鍵在于如何科學應對、及時應對、綜合應對。

　　“在經濟領域會產生‘兩個倒逼’。首先是倒逼產業結構升級。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的重要標志就是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李志宏告訴記者，今后我國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將導致我國勞動力稀缺性提高，勞動力成本抬升，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在企業層面則綜合體現為企業工資、社保等用工成本的提高，將促使企業需求資本和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這客觀上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由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以技術、資本、信息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度化。

　　李志宏告訴記者，在科技應用方面，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為三類科技產品的研發和應用提供了動力。通過倒逼科技創新。一是應對勞動力老齡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力替代及增強的相關科技產品。比如，工業機器人的研發制造。日本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研發工業機器人，到現在日本已成為工業機器人領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重要背景和推動因素就是日本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二是抗衰老和健康促進的科技產品，三是專門面向老年群體的老齡福祉科技產品。在社會領域也會產生倒逼。人口老齡化過程與社會發展過程相生相隨，社會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對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的接受、適應以及變革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符合人口老齡化要求的觀念、氛圍、制度和行為逐步形成和完善，最終實現年輕型社會到老齡社會的轉型，以及老齡社會的和諧穩定運行。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社會發展滯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不均衡問題突出。”李志宏說，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促使更多的公共資源向民生保障領域和其他社會事業發展領域轉移，比如，以前我們的財政屬于發展型財政，更多錢投入到經濟增長領域，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疊加背景下，將逐步轉型為民生保障型財政。這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搶抓應對窗口期，打好戰略戰術兩張牌

　　“怎么應對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疊加的挑戰?應對之策萬變不離其宗，對于風險和挑戰，就要切斷風險和挑戰傳導的機制，屬于‘黑天鵝’的，盡量不讓它飛起來;屬于‘灰犀牛’的，盡量降低它的灰色度。”李志宏表示，要充分挖掘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疊加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活力和機遇。而“倒逼機制”亦可帶來高質量發展新機遇。

　　“二十屆中央財經委第一次會議明確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我國人口發展戰略方向明確、路徑清晰、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政策效應逐步顯現。”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石松表示，“十四五”時期人口拐點剛剛到來，對經濟社會影響程度還不深，需搶抓這一戰略窗口期和政策儲備期，保持戰略定力，優化政策安排。

　　“一是戰略上保持定力，戰術上靈活機動。宏觀戰略上需保持政策穩定性和長期性。”黃石松表示，人口負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其正負向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需辯證看待，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視。在此基礎上，保持政策穩定性和延續性，將人口、老齡、托育、社會保障、家庭政策等相銜接，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釋放政策效益。

　　黃石松告訴記者，微觀戰術上需保持政策靈活性與包容性。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地方意愿、鼓勵地方結合本地實際創新政策路徑，如鼓勵地方出臺育兒假、生育補貼、普惠托育等“一小”政策，完善養老保險、長期護理保險、普惠養老等“一老”政策。此外，應及時評估政策效果，科學優化。

　　“二是深化關鍵領域改革，當前最緊迫的是，構建年齡友好型住房政策體系。從個體角度看，住房是影響生育、養育、教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家庭最大的成本支出。”黃石松說，從社會角度看，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產業。我國住房制度是在年輕型人口結構時建立的。人口負增長會導致住房增量需求下降、存量供給增加。經過近年來房地產快速發展，除部分超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區房地產供求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越來越多地區出現結構性過剩和行業性風險。“十四五”時期應在住房規劃設計、買賣、租賃、物業管理等全流程各環節，建立年齡友好型住房制度，推動房地產業轉型發展，促進價格合理回歸，減輕育齡群體生育、養育、教育和家庭養老負擔。

　　黃石松建議，在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中納入家庭人口負擔等級評分體系，以家庭為單位，通過個稅抵扣、梯度補貼、提高貸款額度等途徑給予三孩家庭購買首套房、租房優惠。堅持“房住不炒”原則，對因工作變動、老年人口遷移(比如異地養老)等合理性購房需求，采取更為精準靈活的限購政策。鼓勵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在新建項目、城市更新中增加養老、托幼設施建設，大力發展適老化建材、家居、部品、輔助器具制造業，對居家適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分級分類補貼，強化社區養老、托幼服務政策支持，修改物業服務指導目錄和收費標準，讓物業管理制度順應“一老一小”的客觀需求。

　　黃石松認為，應統籌住房政策與居家養老服務政策，強化社區支持下的居家養老服務與全齡友好社區規劃、建設、治理的有機銜接。社區居家養老是相對成本更低、更切合中國國情的養老方式，落實我國基本養老服務制度的重點和難點也在社區居家。從國際社會的共識看，美國實施了“積極老齡化健康社區計劃”，英國提出了建設“終生社區、終生住宅”的目標，新加坡則將適老化措施全面推向城市普通居住區。我國現行社區規劃、建設、治理制度體系也是在完善年輕型人口結構時建立的，社區公共配套設施的功能定位、指標設定、空間布局均不能滿足老齡化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是強化都市圈層面的資源統籌，構建城鄉、區域均衡發展新格局。要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在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中的協同作用，鼓勵都市圈內人口和資源合理流動，加強各大都市圈之間政策統籌，避免“惡性競爭”，導致人口下降和流動虹吸效應雙重疊加帶來的沖擊”，黃石松表示，對于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相對成熟的都市圈，要放眼全球，強化國際合作交流，著力引進高素質人才。對于主要以東、中部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形成的快速發展型都市圈，要著力加強都市圈內部各類要素的循環，持續提升都市圈的輻射力。

　　黃石松告訴記者，對于主要以中西部省會城市形成的培育型都市圈，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扎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扎實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建立鄉村振興長效機制，吸引人才回鄉創業、就業，留住人才，走出一條“產業轉型、人口優化、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有機統一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