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生工業化革命的國家。工業在英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帶來諸多社會財富。但隨著金融業和第三產業的崛起，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開始走下坡路，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英國的產業已出現了空心化的形態。

　　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

　　導致產業空心化形態的重要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

　　二戰后西方構筑起的以大規模群眾性消費刺激大規模社會生產的福利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不但不能服務于原有統治，反而導致了嚴重的滯脹危機。

　　首先，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根據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理論，長期運用財政赤字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抑制經濟危機，西方經濟逐漸形成了生產能力過剩、信用過度膨脹、通貨膨脹嚴重、政府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的嚴重問題。

　　其次，二戰后鼓勵國家建設使得社會支出不斷上漲，造成了資本積累下降的趨勢。

　　最后，隨著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不滿情緒蔓延，群眾強烈要求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干預。

　　在此形勢下，隨著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面確立，經濟高度金融化、證券化，所有生產性資源都可以變成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金融資產，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回報率，新自由主義被拾了起來。

　　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成為英國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社會政治統治的依據。

　　1979年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后，放棄了凱恩斯主義，大幅削減福利國家所承擔的義務，對公共企業進行私有化，降低稅收以吸引外國投資。自此，新自由主義成了英國化解本國內部危機的解決方案。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市場決定論”，鼓吹“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干預，較少對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稅，維護企業的利潤。同時，它主張國家完全取消貿易壁壘和政府干預，向跨國資本開放經濟市場，要求各生產要素實現跨行業、跨國境、跨時期自由流動，走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道路，從而降低交易成本。

　　奉行新自由主義使得壟斷資本打破了國內福利國家體制的束縛，突破了國外民族國家的疆界和國家主權等障礙，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全球制度安排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工具。

　　“全球化決定論”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核心思想，它所謂的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化的指導思想，在它的影響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服務型經濟逐漸影響發達國家的宏觀政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跨國經濟、數字經濟、金融與服務業成為了英國產業發展的重點。服務型經濟主張“去增長化”，認為制造業衰退無足輕重。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英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16.67%下降到2019年的8.59%。近年來，金融服務(包括保險和不動產)成為貢獻率最高的行業。跨國企業的利潤則來自知識產權、市場規模和全球產業鏈的低廉成本。數字經濟和金融服務對低端勞動就業市場的貢獻度不大，因此發達國家的傳統制造產業工人被排除在全球價值鏈之外。英國出現了跨國企業、數字經濟、金融與服務業造成的GDP繁榮的假象，同時也出現了制造業衰落、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失業的現象。

　　工業優勢喪失和產業空心化

　　導致英國衰落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英國因制造業的優勢而崛起，也因工業優勢喪失和產業空心化而逐漸衰落。

　　最初，英國正是依靠率先發動產業革命所贏得的制造業壓倒性優勢，才得以通過數次英荷戰爭摧毀了荷蘭曾經擁有的歐洲經濟霸權。

　　作為最早的“世界工廠”，英國工業品成為橫掃世界市場的“重炮”，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長為英國制造業贏得了更大的規模優勢，壓縮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場當地競爭者成長的空間，并為英國輔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將其他國家納入自己的國際分工體系奠定了基礎。英國以本國為核心重塑了整個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了工業化與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依托以制成品為主的國際貿易，貿易融資、保險等金融業務也相繼發展起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又成為英國大量對外投資和資本輸出的源泉，進一步將英國的金融霸權擴張到全世界。

　　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啟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中，英國落后了，后起的美國和德國相繼完成了產業發展的跨越式進程，占據了電氣、內燃機、化工等新興產業的統治地位，主要工業品產量超過了英國。

　　而隨著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的喪失，英國工業化與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被徹底逆轉，以至于這個傳統的貿易順差大國陷入了持久的貿易逆差。

　　兩次世界大戰后英帝國的瓦解，歸根結底是因為英國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難以為繼。

　　那么，英國喪失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根源何在?這不僅是因為英國工業界自身的失誤，諸如對新技術革命態度過于保守、過于害怕發展新技術新產業可能帶來的失敗等，在更深層次上，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歐洲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歐洲各國崇尚效益優先的“小政府”原則，大規模地將公共資本、資源私有化，不僅失去解決社會分配失衡現象的財力和能力，也使政府淪為國際資本的“招攬人”和投資環境的管理人，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治理國家的宏觀和戰略方面的能力和意識。結果是，歐洲的政治精英對民眾不斷承諾又不斷食言，無論哪一黨派執政都無力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民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效能逐漸出現不信任情況。

　　工業持續發展離不開投資。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產業紡織工業、蒸汽機等相比，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產業電氣、內燃機、化工等規模效益要突出很多，對更大規模資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對更為迫切。

　　然而，當時資本積累高居世界之最的英國，投資者卻未能像美國、德國的大多數投資者、企業家那樣心無旁騖地發展新工業，而是把過多資本投入金融和對外投資，導致投入制造業更新發展的資本相應減少。

　　同時，在英國掌握金融霸權的情況下，持續的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從多方面損害了英國制造業持續發展的潛力。一方面，過度的海外投資減少了英國本土制造業可用的資源;另一方面，持續的投資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國國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國國內制造業的發展成本。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和聯邦德國經濟的復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實體經濟逐漸空心化的情形下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挑戰，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地位不斷下降。

　　由于新自由主義崇尚走開放市場和貿易、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追求獲取超額利潤，英國在金融領域的發展進程加劇，海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增長，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并將全球股市、基金債券市場變成同實體經濟完全不同的金融形態，這凸顯出金融資產非生產性積累的一面，即金融資本通過專利權、定價權、金融地產、證券投機、國債投機、支配貨幣等手段進行投機性、寄生性、剝奪性的積累。

　　當金融資本積累陷入類似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資本過剩危機時，便試圖通過刺激地產投機、證券投機等非生產性積累的方式來解決危機，這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危機，使國內的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

　　如果通過刺激地產來緩解危機，就會使社會中寄生階層的收入越來越多，使得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上升，喪失產業競爭的優勢，使得社會中的工薪階層進一步貧困化。

　　金融資本試圖以強化非生產性積累的方式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危機，只是將危機疊加造成更大的危機。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解決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造成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

　　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對金融化與技術變革的持續推進，不僅造成了英國產業的空心化，更重要的是導致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分化。

　　從頂層來看，高度金融化可以使金融收入大幅度增長，上層的精英群體獲益頗多;從底層看，全球化的高速推進、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變革，對勞動者技能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增強，工資水平會壓縮，所以處于底層的、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較低的民眾會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邊緣群體，造成社會非常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

　　所以，新自由主義鞏固了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權利，卻使得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民眾日益去權力化，它是將財富從大眾轉向富人、從窮國轉向富國的一種新型機制，從而使得國家社會問題日益凸顯。有國外學者曾指出，新自由主義自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恢復最富有階層的階級力量的計劃。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解決全球矛盾和問題的方案是完全行不通的，需要另辟蹊徑，找尋更加適合的替代方案。

　　產業結構的變化將發達國家內部的國家與社會、社會與社會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就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確保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引領科技。雖然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曾預言，各國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將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上升，相關數據也體現了這一點，不少服務行業似乎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環境，但是從一國產業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只有工業化、只有堅實的制造業基礎才能為一個國家提供大量穩定的就業機會，進而推動和實現一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任何服務業也只能建立在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基礎之上，只能建立在制造業的基礎之上。

　　正是由于制造業在英國遇冷多年，人們一直一窩蜂地涌向服務業，經濟才出現嚴重失衡。在此背景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英國政府逐漸將“再工業化”重新提上了日程。（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