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在武漢進行宏觀經濟公開演講。針對一部分人把數字經濟視為“虛擬經濟”，并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看法，他表示數字經濟包含硬件制造和軟件服務，都屬于實體經濟，不是虛擬經濟，發生在各行各業的數字化進程，將使數字經濟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的主要形態。

　　楊偉民先生于上世紀80年代曾在日本一橋大學學習過，是我的學長。我非常贊同楊學長的發言，甚至我的看法比他要更激進一些。

　　我認為，數字經濟已經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態。中國經濟今后要獲得高質量發展，必須做好數字技術和其他經濟部門的無縫融合，做到互相賦能，共同進步。從我在日本學習工作和回國工作生活的經歷看，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抓住發展數字經濟的機遇非常重要。

　　重硬輕軟的陷阱

　　日本的平成時代，指從1989年到2019年間的30年時間。這個年代，日本面臨國內國外的眾多重大變局。國際上，東西冷戰結束，中國開始市場化改革，互聯網浪潮風氣云涌。而日本國內，人口開始下降，國內市場飽和，國內房地產泡沫破裂。

　　平成時代30年間，日本GDP平均增長率為1%左右。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均GDP比美國高。但2000年以后，日本和美國的人均GDP差距不斷拉大。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有很多，經驗教訓也非常多。但筆者認為，“重硬輕軟”，即對傳統制造業過分適應，對新興互聯網等行業的對應滯后，在數字經濟時代沒能成為和中美并列的引領者，是平成時代日本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5年前后，筆者曾在日本一家大型銀行總部工作。有銀行職員在討論互聯網企業時用到了“虛業”這個詞。當時的日本把制造業稱之為“實業”，把新興互聯網企業稱之為“虛業”。這種兩分法，實際上反映出當時日本國民的普遍心態，認為制造業比互聯網行業更靠譜一些。

　　而日本國民將數字經濟歸入“虛業”的觀念，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剛起步時就已經出現。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社會心理，就和日本在上世紀70-80年代通過制造業打敗歐美有直接關系。

　　二戰后，日本社會所推崇的一直都是制造業大企業當中的人，優秀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后，以進入幾家大型日本企業為榮，其次是廣告公司、電視臺等機構。日本特有的終身雇傭制，確保了年輕人按部就班在一個行業學習、發展、晉升。

　　事實上，筆者認為，2005年以前的日本互聯網行業基礎，比中國要好。這是因為個人電腦普及率、網絡的質量、物流系統以及信用卡普及率都比中國好。

　　與此同時，日本一直非常在學習和模仿美國：美國有的，日本馬上學習和跟蹤，互聯網行業也不例外。日本樂天(Rakuten)就成立于1997年，和網易成立于同一年，比騰訊、阿里巴巴要略早。可見，中日互聯網行業起步時間其實差不多。

　　作為一個產業整體，日本存在嚴重的“重硬輕軟”現象。這使得日本的數字經濟只能一條腿走路，非但無法快速追趕美國;2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差距也已十分明顯，甚至比GDP規模差距還要更大一些。

　　相比之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美國，精英要么選擇去華爾街，要么選擇去硅谷，兩股人才潮流的交匯，推動了美國科技產業在21世紀后期的迅速壯大，客觀上擊潰了來自歐洲與日本科技產業界的挑戰。

　　在那期間，只有產業基礎遠不如歐洲和日本的中國，存在類似美國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末，一批海內外精英同時扎進互聯網行業。他們創辦的互聯網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網易都成為今天重要的數字龍頭企業。

　　不可否認的是，2007年第一代蘋果智能手機面世之前，作為數字經濟中的硬件制造產業，日本仍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但面對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國內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日本對應稍微慢了幾年，造成的后果卻是長期的。

　　直到2005年前，日本主流社會輿論對互聯網的看法還是“虛業”。日本知名大學畢業生到網絡公司，還不是很普及的現象。工資待遇比較高的綜合商社、電視臺、廣告公司、知名制造行業的大企業，往往是日本大學生最想進的地方。美國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優質的人才，但本國優質人才流入的滯后，也成為掣肘日本互聯網行業沒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這些都意味著，日本失去的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不可能再回來了。

　　擺脫“虛與實”的二元對立

　　反觀今日的中國，頭部互聯網企業可以被視作數字經濟的領頭羊。其發展路徑表現為，以發達的消費互聯網牽引各行各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繼而推動中國進入大規模的產業數字化階段，由此也提升了數字經濟占整體經濟的比重。

　　國家網信辦發布的《數字中國規劃方案》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于2022年突破50萬億元，占GDP比例超40%，總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1.5倍。

　　數字經濟中的硬件與軟件，有點類似人體中的肌肉與大腦，硬件產業強，顯示出肌肉發達;軟件產業強，則意味著頭腦發達。

　　從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開始，軟硬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開始顯著加速。最典型的案例即GPU的出現。因為用戶對游戲畫質要求的提升，催生GPU的出現;而近期出現的ChatGPT，則讓英偉達的GPU價格一路上漲，英偉達的股價也出現瘋狂漲幅，曾出現一天漲出一個“阿里巴巴”的現象。

　　從iPhone到新能源汽車，再到ChatGPT，日本并沒有缺席，但都無法像2000年之前那樣站在舞臺中央，成為主角。背后的原因固然十分復雜，但日本社會各界對互聯網報以“虛業”之態度，也起到了相當負面的作用，影響了整個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及社會聲譽的塑造。

　　相比日本，中國在互聯網產業興起階段采取了“不爭論”的態度。2016年后，國家才開始對介入對互聯網企業的“強監管”。

　　但監管和發展并不矛盾。更何況在全球經濟低迷，產業增長乏力的今天，來自數字科技巨頭的創新，實際上變成了全球走出當下危機的一股關鍵力量。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2022年底在微軟支持下推出的ChatGPT，一方面被各方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成為拉響美中日歐下一步角逐的號角。

　　對中國而言，過去數年里對科技巨頭的監管方式，已經從集中式走向了常態化。無論是對保護民營企業的強調，還是對平臺企業賦予新的職能，亦或是對數字經濟的高度認可，都在釋放相似的信號：希望中國的科技巨頭能夠輕裝上陣、重啟旗鼓，完成重要使命。

　　從這層意義上看，楊偉民的演講內容才令人觸動，也希望中國社會主流輿論對數字經濟的界定，不要陷入“虛與實”的二元對立陷阱。畢竟，鄰國日本的教訓就在眼前。